楊起,著名煤地質學家、地質教育家,中國煤地質學和煤地質學教育事業(yè)奠基人和開拓者。1919年5月出生于山東蓬萊,1943年6月畢業(yè)于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地質地理氣象學系,1946年5月北京大學理科研究所地質學部研究生畢業(yè),1952年加入九三學社。
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學、北京地質學院、武漢地質學院、中國地質大學,歷任助教、研究助教、講員、講師、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研究室主任、系副主任、博士生導師,是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九三學社北京市第六至七屆委員會委員。
蓬萊仙境走出的名門之后
楊起的父親楊振聲是“五四”運動的闖將、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之一,也是著名教育家、文學家。在楊起出生的那年,正就讀于北京大學的楊振聲積極參加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因領頭闖“趙家樓”而遭到反動當局的拘捕。
20世紀30年代初,因父親出任國立青島大學校長,楊起隨父在青島生活了一段時間,住處正好面對海港,眼見外國列強萬噸級的軍艦在中國領海耀武揚威,而當時中國最大的一艘軍艦還是清政府從英國購進的只有3400噸的“海圻號”,中國不僅軍艦小,就連炮聲也不如外國的大,所見所聞使他憤懣不已,他憧憬著長大后學造船,用自己造的軍艦把侵略者趕回老家去,來洗刷落后挨打的屈辱。
在青島上小學時,楊起每天上學要經(jīng)過日本人居住區(qū),一些日本孩子仗著人多勢眾,故意欺負中國小孩,伸腳擋住他的去路。楊起毫不畏懼,抬腳用力向擋路日本孩子的腳跺去,嚇得那些日本孩子立即閃開,再也沒敢挑釁。
后來,楊起隨父來到北平。父親愛好京劇,常帶他去聽戲,讓他也從舞臺人物的善惡忠奸中受到教育與啟迪,學會明辨是非。父親的言傳身教對他的成長影響很深,在他幼小的心靈深處激發(fā)起強烈的愛國熱情和報國之志。
1937年,日本發(fā)動了全面的侵華戰(zhàn)爭,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已南遷,不在北平招生。楊起本想報考清華大學學造船,無奈只得考入燕京大學物理系。當年,“家父楊振聲奉教育部令緊急到長沙,與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共同籌建長沙臨時大學,留下我和姐姐在已是敵占區(qū)的北平”。
在北平淪陷的日子里,楊起每次由學校乘校車返回城里,經(jīng)西直門時總得受日本兵侮辱性的檢查。他不甘當亡國奴,伺機沖破校方阻攔,設法逃出北平。“于是,前門火車站就上演了跟電視連續(xù)劇《四世同堂》中,齊家三少爺出逃時幾乎完全同樣的一幕。我穿上一件不合體的長袍,裝得傻傻的坐上了開往天津的火車。由天津輾轉到了長沙,借讀于長沙臨時大學。”
1938年,日寇鐵蹄伸入到中國南方大地,南京失守而危及長沙,臨時大學被迫遷往昆明,改為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遷校的師生分兩路赴滇,一路經(jīng)香港、越南去昆明;楊起走的是另一路,他參加了取道湘西徒步西行的“湘黔滇步行團”:“1938年初,我們步行團244人浩浩蕩蕩從長沙出發(fā),一路上,跋山涉水、曉行夜宿,經(jīng)過盤江天險,爬關索嶺的24盤……每天走幾十公里,天天換住處,腳上打起許多水泡,有一晚是睡在裝有死人的棺材旁,到第二天天亮后才知道。這些,對沒離開過家、身體較弱的我,無論在體力方面,還是意志方面,都經(jīng)受了很大的鍛煉與考驗。”步行3000多里路,歷時兩個多月,到達昆明,經(jīng)過考試正式成為西南聯(lián)合大學的學生。
吃“八寶飯”
“最初學的是工程,后來在父親摯友李四光教授的影響下改學了地質,邁入地學門檻”,楊起立志為祖國多找地下寶藏,使國家富強起來。從此,他與地質事業(yè)結下了不解之緣。想學造船的宏愿沒能實現(xiàn),是楊起終生的遺憾。他非常喜歡軍艦,直到晚年在他家客廳的醒目位置一直擺著一個標著112號的導彈驅逐艦模型,艦上還懸掛著一面國旗。
楊起西南聯(lián)合大學的生活很艱苦:吃的是有不少沙子、稗子、谷殼的米飯,甚至還有鼠糞,被戲稱為“八寶飯”;住的是干打壘茅草房,參考書少,有很長一段時間日寇連續(xù)空襲昆明,師生不得不時常“跑警報”,敵機空襲后抓緊回到教室繼續(xù)上課。當時學地質比學其他專業(yè)更要艱苦,在野外有時還會遇到危險。懷著對日寇的仇恨,憑著滿腔報國熱情,楊起刻苦學習,投身祖國地質事業(yè)。
1944年,已成為聯(lián)大研究生的楊起去了新疆,參與籌備建立新疆地質調查所。新疆地處邊陲,當時交通不便、人煙稀少、條件十分惡劣。有一次,他騎著馬去野外考察地質,在妖魔山發(fā)現(xiàn)了油頁巖。然而,讓他始料不及的是,那年八月十五突然天降大雪,大雪覆蓋了道路,讓他迷失了方向,幸好馬兒識途,把已凍僵了的他馱了回來,撿了條命。
面對新疆軍閥盛世才的獨裁統(tǒng)治和毫無保障的地質工作條件,他不改初衷,努力工作,成為中國早期涉足準噶爾盆地地質研究者之一。他獲得的八道灣礦區(qū)煤系地層、構造和含煤性等有價值的地質資料及其地質分析,為解放后烏魯木齊煤田的進一步開發(fā)起了重要作用。
1945年的一天,楊起只身一人在云南洱海一帶進行野外地質調查。他填圖采集標本,全神貫注于地質現(xiàn)象的研究,暮色降臨方意識到已走得太遠,急忙折返,忍著饑渴,背著沉重的標本,行不到一半路程已很困乏。此時又意外地遭遇一只惡狼,他不得不強打精神,一面提防著土匪,一面不停地揮動地質錘驅趕緊逼的野獸,雖已筋疲力盡,但他無論如何也舍不得扔掉一塊地質標本,咬緊牙關堅持往回走,直到午夜才回到住地,過度勞累使得他大病了一場。
盡管地質生涯十分艱險,但楊起對地質的熱愛從未動搖,甚至樂在其中。為什么,只因祖國的需要。
知識報國的煤地質學泰斗
1946年,楊起自北京大學理科研究所地質學部研究生畢業(yè)后留北京大學任教。起初,楊起從事地史古生物和基礎地質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時,由北京大學調到正在創(chuàng)建的北京地質學院(中國地質大學前身)。
北京地質學院建院初期,原本有兩個方向可供楊起選擇,即搞煤田或搞石油,楊起本來對石油有興趣,但當他得知一位較他年長的同事喜歡搞石油時,他選擇了煤田,并主持創(chuàng)辦了我國第一個煤田地質與勘探專業(yè),組建了我國第一個煤田地質教研室。
創(chuàng)辦煤田地質及勘探專業(yè)的初期,籌建和招生是同時進行的。為了能及時開設課程,楊起勇挑重擔,親自主持編寫專業(yè)教材、領導籌建實驗室,同時主講兩門課程并趕寫出相應的教材和講義。楊起在完成自己擔負的教學與科研工作的同時,助人為樂,國內的同事同行索取講稿、教學標本,他從不保守,總是一一提供。他歷來重視專業(yè)隊伍建設,甘為人梯,熱心扶持中青年教師,對一些初上講臺的教師,從講課內容到表達方式都給予具體指導。
在煤田地質教學中,楊起不僅在國內率先開出“煤田地質學”和“中國煤田”等專業(yè)課程,還先后4次主編或參加編著《煤田地質學》、《中國煤田地質學》。這些專著及時吸取了國內外不同時期最新研究成果和資料,總結了中國煤田地質特點和規(guī)律,成為指導中國煤田地質教學、科研和生產(chǎn)的寶貴文獻。他作為主編之一編寫的《中國煤田地質學》1982年榮獲中國第一屆“全國優(yōu)秀科技圖書獎”,隨后又獲得“煤炭部高等學校優(yōu)秀教材一等獎”和“國家教委全國高等學校優(yōu)秀教材特等獎”。
讓祖國“煤”開眼笑
20世紀50年代,楊起著重研究大區(qū)域的煤田成因類型、煤系分布規(guī)律,探求我國煤炭資源的前景。
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楊起結合找煤,從古地理類型和大地構造控煤角度,研究我國各時代聚煤作用有利地區(qū)時空上的遷移規(guī)律。尤其重點針對南方缺煤省份探討構造活動性、坳陷繼承性等對聚煤作用的影響;討論構造體系對華北晚古生代巨型波狀坳陷的聚煤作用與后期分布的控制作用。20世紀70年代,楊起首次提出區(qū)域巖漿熱變質類型和多熱源疊加變質觀點,指出多數(shù)中國煤經(jīng)歷過3個演化階段,開拓性地解決了困惑已久的我國部分“煤級偏高”難題,初步闡明了中國煤種分帶規(guī)律,不僅為尋找急需煤種提供了依據(jù),還指導了尋找隱伏巖體及伴生內生礦床的研究。
1979年,國際長遠能源會議在加拿大召開,100多個國家的400多位代表圍繞能源問題熱烈討論。會上,楊起聽到一個國家的代表在發(fā)言中故意壓低我國煤資源儲量和年產(chǎn)量貶低中國,在散發(fā)的文稿中還把臺灣說為一個國家、搞“兩個中國”。楊起當場對其做了糾正,并提出抗議。后來大會秘書長特地向中國代表團表示了道歉。第二天,《蒙特利爾報》等報刊這樣報道:中國一位教授用適度的口氣打斷了這個不友好國家代表的講話。
大智若愚的煤地質學之父
楊起長期忙于科學事業(yè),直到55歲才成家。
夫人王榮禧出身于書香之家,畢業(yè)于中央音樂學院,曾從業(yè)于中國國際廣播電臺文藝部,一直從事藝術、新聞工作,系中國音樂家協(xié)會會員。王榮禧說:“開始,楊先生嫌我思想太活躍、太富于幻想;我嫌他太死板、太冰冷。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深入接觸、磨合,他發(fā)現(xiàn)我熱情、開朗、活潑;我發(fā)現(xiàn)他真誠、直爽、重感情,原來是個‘熱水瓶’,熱在其中。”他們互相取長補短,相濡以沫。
與楊起共同生活了幾十年的老伴王榮禧在接受采訪時講述了不少有關楊起的生活軼事。透過這些生活中的細節(jié),或許會讓我們看到老人的另一面。
一次,王榮禧發(fā)高燒而不能做飯,對楊起說:“家里還有一點龍須面,你在鐵鍋里加點水,少倒一點醬油,等水開了把龍須面下進去攪一下,等水再開了就好了。”不一會兒,他回來了,表情十分奇怪。“出什么問題了?”“真怪,龍須面變成大棒子了。”原來,楊起未將捆龍須面的塑料繩解開,就把整捆的龍須面扔進鍋里了。在夫人眼里,楊起大智若愚。
不過,生活中的楊起并不古板或乏味。他喜愛聽京戲、看電影,喜歡游泳、打排球、打壘球,愛水仙花,愛荷花。楊起身邊的朋友都知道老人特別喜歡貓。他的家里,到處都有貓的影子。墻上掛的、桌上擺的、毛絨的、塑料的,各種各樣、造型可愛的小貓占領了室內的每個角落。有時候,楊起還會提醒老伴兒去買些豬肝喂給窗外的流浪貓。后來,“貓咪”成了他對夫人王榮禧的愛稱。
其實不光是貓,楊起對所有的小動物都很喜歡,一切緣于他的心地太善良。楊起很小的時候,家里養(yǎng)過一只大公雞,他非常喜歡??捎幸惶?,他的表叔來作客,家里要殺雞待客,只能選這只不下蛋的公雞了??蓷钇鹚阑畈淮饝汛蠊u殺了。但胳膊擰不過大腿,雞還是被大人們殺了吃了。他一口也沒吃,而且從此以后,再也不理那個表叔了。
楊起跟王榮禧剛結婚的時候,親戚送來一只雞。楊起自告奮勇說他去殺雞,拎起雞就出了門。這讓王榮禧心中暗喜,心想看不出平日里斯斯文文的他竟然會宰雞??墒?,怎么出去半天沒一點動靜。王榮禧正在納悶,門突然開了,只見楊起站在門前,一手拎雞,一手提刀,面有難色地說:“它正瞪著眼看著我,我不好意思下手呀!”當時的場面讓王榮禧哭笑不得……
節(jié)儉的好老頭兒
少為人知的是,楊起早年嗜煙,是一位資深煙民。在西南聯(lián)大時代,楊起就開始了自己的煙民生涯。當時,在昆明他很容易買到從越南進口的“又好又便宜”的法國煙。由于煙勁兒大,有一次他抽得多了,感到不舒服,想吐,以至于不得不躺下……參加工作以后,隨著工作任務的加重,抽煙也跟著升級,備課要抽、閱卷要抽、科研也要抽。為此,他的煙民資格一步步升級,從抽紙煙到一日兩包還加上抽煙斗,工作成績上去了,但健康卻下降了。隨著煙齡的增長,楊起抽煙的質和量都有所提高,王榮禧說:“他有時抽得腦袋發(fā)木,吃東西沒味兒。”結婚前,王榮禧在單位借了一本有關抽煙危害的書給他看,這時楊起毫不猶豫地丟掉手中的煙蒂。從此,楊起與陪伴自己30余年的香煙絕交。改革開放后,各種進口好煙涌進,曾有人拿來好煙請楊起品嘗,楊起始終不為所動,抵制了各種誘惑。王榮禧非常欽佩他的毅力!
楊起生活節(jié)儉,一張紙、一支鉛筆也不肯浪費,曾經(jīng)穿過的圓領衫、棉毛衫破了許多洞,好像漁網(wǎng)似的。然而,楊起對別人卻很大方。他總是熱心地幫助別人,甚至不去考慮自己的承受能力。1963年前后曾有一次調整工資的機會,楊起與另一位教師都有資格,但名額只有一個,楊起考慮那位教師剛結婚,可能負擔大一些,就把這多年不遇的名額讓了。
有一次,楊起出國歸來,學校派車去機場接他。飛機晚點好久,王榮禧覺得影響了司機師傅的休息,于是就向司機表示歉意。沒想到,這位師傅說:“沒關系,我跟楊先生沒說的——我年輕的時候有5個孩子,每月楊先生都給我補貼家用。”如果不是這么一件事,王榮禧也不會知道楊起悄悄做了這么多好事。
也正是在這種熱心助人精神的支撐下,2001年,楊起在拿到何梁何利獎時,又拿出10萬元捐給學校,設立基金以獎勵德才兼?zhèn)涞膶W地質的學生。2006年冬天,考慮到銀行利息下降,還在北大醫(yī)院住院的楊起再次把當年的政府津貼全部捐了出去。他的心愿就是盡自己的微薄之力可以幫助更多的年輕人實現(xiàn)自己的理想。